它为世人称道的20-21世纪中国故事奠定了基础。

中国扩大内需，美国回到实业，都是正途（谁早），也是险招（谁晚）。对于政府，紧要的是是否具有长远眼光，和能否摆脱自福利（中国政府我称之为自福利型政府）和利益集团的掣肘。

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两种经济体制长期演变的结局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显然，中美之间没有这样的基础。而美联储一发货币，遂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，中国央行马上被动发人民币（紧缩政策失效）。如果拆得好，可以两全。实业不振，失业高企，仅仅华尔街再牛气冲天，也不能为奥巴马带来第二次加冕。

美联储发货币（执行宽松政策），要通过中国外汇储备增加，进而增持美国国债把货币注入美国经济。这样的政策动机，对中国的影响短期也许不彰，但也许改变中国紧缩政策的方向。买一个东西，做一个行为决定，带来的收益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面子，感觉好，第二是实用。

什么时候为什么用市场来决定，什么时候通过政治和政府来决定？市场的方式是称钞票，谁出的钱多就按照谁的意思做。什么是收入模式？我经常跟北大的同学说，在座每一位同学都是百万富翁，而且已经是百万富翁，为什么？我经常说北大校园里走的每一个都是百万富翁，你可以折现一下，终生收入是多少，毕业之后的收入是多少。如果从2、3、4变成4、6、8，大家说是不是呢？大家说是，但是我说还不是，因为贫富差距变大了，以前差距是1，而这时差距是2，有人抱怨贫富差距拉大了，大家也不幸福。所谓民意、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？哪怕是再简单的东西，只要大家一起选、一起投票，有些人喜欢这样，有些人喜欢那样，就永远投不出结果，永远投不出所谓大多数人的意见，这是阿罗的难能定律，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展开，这是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基本定律。

不可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指标。基尼系数差别很小，但是实际的结果是饿死人。

有了这些之后，民主才会受到控制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我们要引进民主，听民主的声音，但我希望在民主建立之前先要建立的是宪政，我们要区分什么可以通过投票决定、什么不可以按投票的方式来决定。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的行为和政治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。

在称读者来信的场合，在称选票的场合，人们主张的东西多是感觉好的。你再看二战时期，基尼系数很低，为什么？因为可衡量的财富总量很少，差距很小。所有的决策也不外乎是这两种，一个是市场决定，一个是按照意见来决定。经济学家需要考虑成本社会上很多所谓民意的呼声，是不考虑成本的。

我自己通过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，有十多年的时间了。问一个问题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，都要做无数的决策，到底这个衣服是要做成蓝色或者是绿色的，到底我们的医疗是不是要免费、教育是不是要免费、到底向谁免费。

所有这些公共决策的特点，第一是有约束条件，东西不够，这个布做了蓝色就不能再做绿色的，所以逼着一定要在有限资源下做一个决策。大多数人决定的事情也不等于就是有效的。

读医学、读博士，40岁才开始出来工作，你前面都是负债，但此后他的收入是递增的。苹果手机在北京推出那天，大家排队将玻璃门都挤破了，苹果公司扫地的人，我相信都比外面排队的人有钱。北大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法律为研究对象，不同部门的各项分立的法律，人们看不到共同的地方，法律经济学用一致的眼光分析它们的共同点，把它们串起来。然后还有性别，男性和女性的差距也很大，一个最红的男明星，比如说电影明星，和最红的电影女明星，市价差多少，谁高谁低？男明星要比女明星差不多高一倍，这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男明星耐用。最终推出什么结果呢？取决于召集人、会议议程，为什么召集人、会议议程那么重要，他怎么问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，这是公共选择定律的基本含义。什么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。

当然，胆量问题、代价问题是有的。抵制日货的游行中，大家都在喊抵制日货，但是拍摄的人都用什么相机？他们扔掉了吗？在网上发帖的人用什么电脑？行动和言论之所以出现差距，在于他们若付之于行动，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

美国有今天，不是因为有民主，而是尽管有民主。请保姆和娶老婆本来是一回事，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，就是法律侵犯个人工作谋生的权利，就是侵犯个人与他人缔结自愿合约的权利。

它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课堂里的人口结构和各个人的收入模式。还有政治规律，换而言之经济学也研究政治的行为、民主的行为、投票的行为。

基尼系数是以钱算的，大饥荒时饿死人，饿死了算负数还是零，负多少？没得算。永远记住这个基本的逻辑。这样计算下来，这一刹那、这一秒、这一时间片断，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财富悬殊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这样的衡量是不准确的。如果你要反不公的话，就不需要看基尼系数，不需要绕这个弯子，你就直截了当地去反对这些不公好了。

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经济类报纸上写专栏，被批评得非常多。实际上，这背后是一个数学的原理，也就是说当你说最大化时，永远只能保持其它所有的要素指标不变，最大化一个指标，那才叫最大化。

有很多不平是因为不公造成的，我们的行政垄断，我们的贪污腐化，我们的官员问题，还有各种制度的问题。这是我要讲的宪政概念。

这些多是独裁，是一个人决定的。虽然这样大部分人都好了一点点，但这显然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。

也就是说，在市场上大家讲究实用，而在政治上大家讲究面子，这是市场和政治的差别。我们通常的观点是好人做好事、坏人做坏事，见到坏事，就是坏人做的，我们将坏人找出来、这个世界就会变好。为什么民主进程不能制止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出台呢？这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假设，是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对的，总能纠错，总能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。英国哲学家边沁的一句话，社会要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、最大幸福。

在美国你愿意出卖劳动力，有人愿意请你做保姆，穷学生愿意帮别人做一点事情，或者留学生的家属愿意给别人做一点事情，但这是违法的。大家觉得这很简单，理所当然啊。

经济学也研究风俗、法律等。但现在他们还在榜上吗？不在。

如果从2、3、4变成4、6、0，这是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？也不是。市场可不是这样，是少数人决定生产，再看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买单，用钞票买单每一个人都是有代价的，扔相机、砸相机是自己真正要承受的，钱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了。